学者称中国购美国债等于每年补贴其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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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在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深化。南北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壁垒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也被金融资本视为红利。在资本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驱动下，包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全球gdp平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平均增长7%，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资本流动的模式和规律与全球经济分工深化下的贸易总趋势如此惊人地一致。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要想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繁荣，就需要建立价格体系。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价格体系；然而，发展中国家主要用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这不断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趋同，市场力量必然会纠正这种异常扭曲。基本方向是通过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再分配，在发展中国家以外创造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共同推动货币渠道和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价格高，出口价格低”。虽然中国等国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并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发言权已经将资源的定价权从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为进口资源和能源商品支付了更多的外汇。目前，中国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至60%之间。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最大的警示，金融资本主义的非均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严重改变了传统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则和结构。

据初步统计，在美国从1945年到1980年的35年间，虚拟资产仅增长了44.69%；从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间，虚拟资产增长了453%。这些流动性过剩不仅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还通过全球期货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使期货市场金融化、衍生化，同时继续在实物生产领域与衍生金融产品衍生出各种合约，这也是发达国家在物质产业长期萎缩后仍能保持贸易逆差的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将传统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甚至一些低端服务业的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会有风险溢价，而将外汇储备投资于流动性高的“安全资产”，即美国国债，只能获得非常低的回报率。据我们估计，中国每年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200亿美元的补贴。

全球经济结构表明，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资源配置是一种有效资源配置的高级形式。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实力，但这种新利润的来源是扭曲的价格体系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红利是美国的国民福利，吸引低价值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和低成本两个方面。

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更倾向于新兴制造国或资源输出国。据统计，1995年至2005年，投资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更高，长期保持在20%左右。高回报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报酬年均增长仅为9.9%。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的增加。

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几乎以零租金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这种扭曲导致了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以中国制造的低价向全世界出口，通过贸易顺差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