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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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丹尼尔·贝尔于1月25日在剑桥的家中去世。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代表了20世纪社会科学中人类智力的巅峰。

他在1960年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曾经推动全球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发挥推动作用。此时距离共产主义全球衰落已近30年。1973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的探索》，贝尔在其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后来被广泛传播。在1976年版的序言中，贝尔说:“我反对试图把这些特征贴上‘服务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标签，即使这些元素存在，因为这个名字是片面的，在追求时尚的过程中可能会被曲解。”事实证明，贝尔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是对人类社会最有保障和最过时的理解。1967年，他预言了互联网的崛起。当时，他写道:“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人们在家里或办公室登录这个庞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消费等诸如此类的行为。”

他最著名的三本书应该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其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被《时代文学增刊》选为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100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想揭示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即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崇尚艰苦奋斗的新教伦理，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的矛盾。“新教伦理和清教主义，作为社会事实，早已被空侵蚀了……事实上，与其说是这样，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导致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公认为未来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像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样，它引领了未来学的潮流，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我列举的这些惊人的智力成就只是丹尼尔·贝尔众多智力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在丹尼尔.贝尔活跃的时代，人们相信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活动没有固定的界限。知识分子习惯了在学院和大众之间自由切换，也习惯了把视野拓展到很多领域，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丹尼尔·贝尔的兴趣包括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当代文化的焦虑，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有组织犯罪组织模式的改变。他曾是《财富》杂志的编辑——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有广泛的兴趣，他也曾为《财富》(Fortune)工作。后来(1965年)，他和他的同学埃尔文·克里斯托在纽约城市学院共同创办了一份小型知识分子杂志《公共利益》。当《公共利益》杂志在2005年停刊时，《纽约时报》的一位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写道，从来没有一本杂志如此深刻地影响过美国国内政治。由于《公共利益》杂志众所周知的保守立场，许多人认为丹尼尔·贝尔是保守主义者，但丹尼尔·贝尔更喜欢将自己描述为“经济社会主义者、政治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

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一个学者能够在严肃的作品中灵活地引用福克纳、康拉德、尼采、霍布斯、马克思和《圣经》——这将被视为一个专栏作家的一种轻浮行为；看不到如此广泛的兴趣，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学者，可以同时获得公众和学生的高度认可；我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交和媒体，试图影响国内政治。当我们告别丹尼尔.贝尔时，我们也告别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传统。我们已经迎来了这个时代。我们认为不宽容意味着深刻，我们把广泛视为肤浅，同时，我们把日常的浅薄错误视为知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