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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戏剧家曹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很多。前两天鲁迅博物馆有一个曹禺戏剧史料展览,据说是民间收藏家贾先生收藏的,投入了十几年的精力和财力。曹禺先生的粉丝肯定很多——《雷雨》《日出》《远野》《北京人》,从话剧到影视剧,从中国到外国,从国统区到延安,谁没看过?
曹禺原名,笔名“曹禺”从传统的“万”字中删去。在我看来,曹禺的一生也有两个完全分离的时期: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天才,短短几年间,写下了他一生中一部又一部最重要的戏剧,如震撼中国文艺界的霹雳闪电;之后,这样的创作高潮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虽然文革后文坛呼吁老作家再创佳作,曹禺一度精神焕发,倾力打造王昭君,但最终未能迎来第二个春天。在那张照片里,英姿飒爽的清华学生和才华横溢的年轻剧作家变成了又矮又胖,我看到曹禺先生在他的木樨地公寓或者北京医院病房里和曹禺先生握手,他的手软软的,没有骨头,这让我心里很吃惊;我告别的时候,不方便坐起来的曹禺先生挣扎着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垂手弯腰送礼,让我和陪我一起去的老编辑都觉得无地自容,连连阻止他作揖作揖。祝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尊贤文人应该是这样,不知道曹禺先生是不是突然进入了某种戏剧情境?因为我记忆中去看过他几次,只有一次是这样的,很有戏剧性。
90年代因为工作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出版他的五首单曲《雷雨》《日出》《远野》《北京人》《变形记》,所以和曹禺先生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后来把前四首合并成了《世界图书馆》系列的《曹禺戏剧选集》。这种刊物的特点是以30年代初的版本为基础,而抛弃解放后的各种版本——这种为了与时俱进的删改在5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旧版本中相当普遍。回归初版,保持作品原貌,显然让曹禺先生很满意,愉快地签下了10年的合同。
当然,初版也有错漏。我会把编辑过程中看到的问题写下来,请曹禺先生决定。曹禺先生摘下眼镜,把书贴近眼睛。他仔细看了一下,当场就解决了。所以这些单行本可以说是以初版为基础,最后“由曹禺指定”。记得《雷雨》里祎凡被逼吃药的那一幕,有一行祎凡,“像疯子一样看着我”,我建议“像”字后面好像省略了“看”字。曹禺先生仔细看了上下文,同意补充。也许歌剧打动了他。他突然容光焕发,伸手飞快地挠了两下头发,说自己当时还年轻,感情上已经绝望到要写下来了。想文字,也就是写,写,已经来不及了...
那是唯一的时刻。我在老人里看到了曹禺,他在《雷雨》里很激动,充满艺术家气质。曹禺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万芳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她带着女儿和作家的敏感回忆起曹禺年少时极度的痛苦和不愿意尝试回到写作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青春的那一刻。
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在自然状态下还能持续多久。从曹禺这一代作家的人生经历背景来看,解放后不易生存,因为解放后不断的运动;大部分幸存的人都是身体和精神残疾。
“文化大革命”期间,曹禺的剧作受到了“批判和批判”:《雷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劳动人民、促进阶级和谐、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朝霞》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袁野是“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北京人》是“为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唱挽歌”;《变形记》是“为江贼立碑”;《篇》是《为彭诉苦》...这些对《熊文》的大批判的论证套路是,先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或语录,然后用它作为武器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批判”,最后得出关于作品和作者的结论——当然是政治结论。当时所有的文艺都是政治。
贾先生的藏书中有文革时期的这类报纸。一篇题为《什么雷响?下什么雨?文章首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然后批评:曹禺为周朴园父子虚伪的“爱”戴上了“讲道理”的面具其意图是掩盖周朴园和他的儿子扮演和侮辱劳动妇女的反动本质。曹禺的《恶心的吹捧》中的樊沂——“一个精神空空虚、思想堕落、性情变态的坏女人”——说她有着火热的热情和坚强的心,敢于冲破一切枷锁,为困兽之斗什么炽热的热情?是资产阶级情欲的放纵。什么困兽之斗?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鬼混。"曹禺还要求工人陆大海“把从资本家手里夺来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枪还给周平”. "这不是公开宣布向阶级敌人投降。”这种咄咄逼人的文笔不禁让人想起了Reifenstahl在纳粹女导演为希特勒拍摄的宣传片中的美学风格。上一页12下一页
标题:戏剧家曹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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