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十二五”规划促中国经济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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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3月20日电今天上午，中国发展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在会议的第二单元“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战略”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中国更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应该是“十二五”对外开放战略的中心任务。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记录:

非常感谢邀请我在这里发言，谈谈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主要谈谈中国经济的开放。但首先，开放最重要的是什么？开放是什么想法？中国发展论坛已经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场合和场所。

我个人参与中国发展已经30年了。三十年前，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当时我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成员，来讨论一下。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尝试市场经济，看看当时有什么特点。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没有人想象到他们参与了中国这30年来如此迅速的变革。显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在贸易、投资、科技还是人力资本方面。但是，过去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理念，不一定适合未来，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国际背景也在不断变化。中国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愿意改变以适应和适应并随环境而调整。

在经济衰退的余波下，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正在发生变化；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市场，包括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同时，它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潜在的下行风险，也向我们展示了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当然，一方面，全球化有其好处，但它也带来风险，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风险可能会变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识到必须非常谨慎地管理和指导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所以在这里，我想向你介绍我认为在这个新的开放时期需要什么原则来指导我们。

我认为，一个基本的说法是，当我们看待开放时，它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过程。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了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些目标，比如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如何实现更多质量而不是更多数量的增长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储蓄国。所有这些都应该让中国受益更多，尤其是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方面。后面我还会说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标准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我的观点说清楚，或许可以先把重点说出来。

一、如何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融合。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的需求和全球化经济中的相互需求，发展中国家需要与世界合作处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些问题。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所谓的过度储蓄问题，而是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利用这种储蓄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建立资源投入机制，更好地处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为其设立资金，并为贫困国家的发展设计一些资金。显然，与过去相比，中国的储蓄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这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改善所有人的福祉。当然，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树立更好的榜样。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例子，就是全球秩序管理不善，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需要首先改变全球储备体系。事实上，这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和由我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之一。

中国需要在20国集团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后确保它在当今的全球架构中更有效率，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充足性还是公平性。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发出更大的声音，这更多地体现在关于建立新的全球增长道路的对话中。其实这方面的辩论，我们听了很多年了。目标是找到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共同政策。在美国和中国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增加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累积需求，就像李克强总理今天谈到中国促进内需的需求一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变全球储备和货币体系。中国的新参与当然需要新的经济战略，昨天和今天都讨论过了，就不多说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能会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这反映在更多的政策中。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家庭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目前这一比例仍然相对较低。事实上，这也是为了提高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劳动收入也是我们议程的重中之重。另一个关键点是改革金融市场，包括那些能够获得有机增长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它们未来可能不需要做太多预防性储蓄。这些都是持续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即提高增长质量，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全体居民的综合受益程度为指标，而不仅仅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事实上，在谈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综合报告时，我们的委员会也强调，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前沿指标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包括经合组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制定一个更好的指标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可能时间不够。

我想列举一些中国新参与的其他因素，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入、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贸易、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等。我只想简单说几个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贸易。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有助于设计过程中的全球结构调整。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当我们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行业，然后更加关注环境保护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渠道，包括出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外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有很多不同。因为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投资背后的主要目的不是要钱，而是真正把重点放在获取技术上，然后获取相关市场，获取培训所需的技术等等，就像刚才陈部长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引导外资促进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同时也要注意他们对国内创业或者国内企业的影响，从而提供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觉得这是值得欢迎的。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短期资本流入。这里我想说，短期资本流入有时是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等。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危机，因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已经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所以也代表了我们目前的担心，即使有相关的控制机制，我们还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比如去年有4000亿美元左右流入中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现在的发展方式完全不同，美国特别是他们的货币当局还在进行量化宽松，造成了很大的局面。美联储主席也表示，美国很难管理这些资本流动，尤其是外部资本流动。因此，他希望美国的这些所谓困难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果美国是这样的话，中国相关机制还在建立的国家就更难了。在这样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外资的流入将持续下去，即使它包括更多的资本项目下的管理和更多的框架建设，包括资本利得税和其他税收制度，可以起到稳定和平衡的作用，并部分遏制它。我认为发达经济体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可能重视对自己金融市场的监管，但缺乏对跨境金融市场的监管，这是新兴市场的不稳定和威胁因素。

第三点是外援。任何去非洲的人都会意识到和看到中国在当地已经或正在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自己。我去过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地方。中国不仅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那些国家来说，有很大的不同意义。虽然一些西方国家想回到发展中国家寻求一些援助，包括阿富汗，但他们需要考虑这一点，即中国的作用。另一个是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合作？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关键的全球问题，如贸易和全球变暖，都是全球问题，中国有特殊的发言权。在设计新协议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强烈加入发展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加敏感地认识到，所有这些协议都应该包括发展的范围，例如，多哈谈判现在如何结束？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多哈会议最初是一次发展会议，但现在其实质已经改变。我认为一个糟糕的协议不如没有协议的结果好。比如美国继续承诺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实际上给非洲和印度的一些贫困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扭曲干扰。因此，匆忙达成协议将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看到，2000年多哈会议的目的是发展的会议，乌拉圭会议的结果也与知识产权贸易有关。其实并不是发展会议下的知识产权制度，更多的是偏向发达国家，不平衡。有时，发达国家拥有权利，却没有相关义务，因此这方面需要谨慎小心和修订。

综上所述，中国的12个五年计划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型的方向。中心任务是一个新的开放世界，一个融入全球的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新的责任和机会，包括积极参与塑造全球经济结构的进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