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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顶级设计”的背景是什么?如何评价30年改革的模式、特点和目前的发展阶段?

周天勇:总的来说,过去30年的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经济意义上的边际效率比较大,往往一些较小的改革能产生非常显著的效果。其次,许多人在早期受益于改革,如农民和工厂工人,他们的收入因承包制改革而大幅增加。最后,改革相对容易,除了下岗分流改革有些困难,其他改革进展顺利。

同时,过去的改革也存在问题。第一,有些改革互不相关,有些改革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第二,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协调。第三,缺乏阶段规划,没有改革步骤、顺序、时间表的安排。第四,改革对既得利益的阻力越来越大。所以要想从这四个方面统筹规划,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综合的策略。各部门改革要统筹规划,时间表要设计好。同时,顶层设计要有较强的权威性,协调各方利益,改革不能受到部门利益的阻碍。

汪玉凯:十二五规划中,中央突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既合理,又体现了高层的战略思维。应该说,经过中国3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具体而言,无论是改革的发展逻辑、改革的内部结构,还是改革面临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来解决一些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从而在关键阶段的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否则,一旦改革真正进入相对停滞的“胶着期”,就会增加改革的社会风险。

中国的改革从政治上拨乱反正开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任务。虽然改革内容广泛,涉及许多领域,但很明显,其他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或开辟了道路。

然而,2005年后,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其重要表现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基于此,中央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做出了“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的判断。这意味着改革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改革被历史地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21世纪: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改革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什么?

汪玉凯:从改革的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明显感觉到改革的内部结构在实践中是不匹配的、不平衡的。社会改革的短板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当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时,再好的经济改革方案也不一定能得到有效实施。如何使改革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和均衡,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

周天勇:转变增长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制度问题交织在一起。首先,体制对城市化一直犹豫不决,农民无法在城市落户,那么如何扩大农业规模?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如何致富?实现不了。转变增长方式需要少消费、多产出、低排放,这涉及到一、二、三产业比重的根本性调整,增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就业人口。现在农村人口分散,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制约。其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在gdp和政绩上见效快,而服务业都是中小企业,见效慢。最后,税收、资源价格等政策环境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面临着困难。上一页123下一页

标题:周天勇:深化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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